有个曾经做过县官的人,一次在上海听到新学家(指改良派)议论“民权自由”道:“西洋各国,莫不尊重民权,唯独中国漠视,所以中国百姓痛苦,国力越来越衰弱。”
这个罢官的县令瞪着议论者道:“你们只讲民权,不讲官权,叫你们去做几天官,才知道难处哩!而且,中国何尝没有民权?只怕中国的民权比外国还利害呢。”
大家便问:“中国的民权在哪里?”
此人答道:“我做知县时,碰到一班抗粮不交的顽劣农民,凭你怎么恐吓镇压,他们总不肯来交纳租税,你说他们的权力大不大?”
有个曾经做过县官的人,一次在上海听到新学家(指改良派)议论“民权自由”道:“西洋各国,莫不尊重民权,唯独中国漠视,所以中国百姓痛苦,国力越来越衰弱。”
这个罢官的县令瞪着议论者道:“你们只讲民权,不讲官权,叫你们去做几天官,才知道难处哩!而且,中国何尝没有民权?只怕中国的民权比外国还利害呢。”
大家便问:“中国的民权在哪里?”
此人答道:“我做知县时,碰到一班抗粮不交的顽劣农民,凭你怎么恐吓镇压,他们总不肯来交纳租税,你说他们的权力大不大?”